作为作家，不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免得玷污了自己的一生名节。同样，对于邪恶，对于霸气，对于不公正，对于仗势欺人，对于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对于成群结伙的围攻，对于碰不得摸不得的屁股，对于老爷子、小爷子的妄自尊崇，也应该具有一点正义感，至少不应该苟同，不应阿谀，更不应趋炎附势地巴结讨好。
所以，像左拉在德莱福斯冤案中，面对压力，哪怕对簿公堂，也要敢于仗义执言，这才是作家胆识和勇气的表现。因此，左拉固然是用他的笔在写不朽之作，难道他也不是用他的人格、思想、行动、道义在写一部比文学更有力的传世之作吗？法国作家法朗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词中，称赞他在“德莱福斯事件”的表现，是“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这不仅是对左拉的褒誉，也是对于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作家，一种人格上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