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中国人的历史观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具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具有罕见的自信心与自制力；消极的一面，便是安于宿命，缺乏那种“冲天的”历史的奋发主动精神。我将在下面提出自己的全部的新的观点，揭示其发展规律。我不得不贸然这么做，以“为天下先”。
我不敢与上面提及过的权威及其浩瀚的经典作什么抗辩，重建“文化史观”的理论亦非我力所能及。我之所以仍在喋喋不休，只因骨颂在喉，不吐不快。且当做胡说八道，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以供批驳，若能引得关注，忘书而拎题，则已为大幸。
是为题解。
1.2 缘起：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
我刚刚坠人到一组历史人物的云雾之中（本人近作（潘氏三兄弟》，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潘即潘汉年、潘梓年、潘寂）。他们自晚清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长征、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大都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们的建树与不幸、深刻与无奈均是无法切割开的。他们就是整整一部历史，是中华古国20世纪断代史上的启示录，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历史信息，比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要丰富得多、也沉重得多。他们不单纯是历史的比例尺，所以，把他们说成是某段历史的缩影，就已经造成了遮蔽。当我选择这些人物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些。一个人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大厦中的一片瓦、一块砖，他的传记也决不能是史料的缀合，一位只会编辑、组织与缝合史料的传记作家，是永远不会理解历史的。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历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李大钊就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西方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科林伍德，也猛烈地抨击了“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强调要问一个史实“意味着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了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的世界而步人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历史学不是靠抄录最好的资料的证词，而是靠得出你自己的结论而写了出来的”。（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2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