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对于具体的、个别的人的研究。郭沫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从又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渊博和卓识。他在1947年出版了《历史人物》论集，所论包含《屈原研究》、《论曹植》、《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王安石》、《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岩》，另外3篇《鲁迅与王国维》、《论郁达夫》、《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现已抽出改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郭沫若在1961年出版的《文史论集》，其中也论到几位历史人物，他们是司马迁、曹操、秋瑾、柳亚子。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李白与杜甫》这部专论。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新辑的《史学论集》，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其中论到的历史人物有惠施、武则天、李德裕、王阳明、郑成功、秦良玉、杜国庠；《钓鱼城访古》也改收于此，这是一篇涉及与钓鱼城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文章。如此看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确是郭沫若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气象万千的恢宏的领域。如果说，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是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他的历史人物研究便是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历史的激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因为人是富于感情的，另一方面，这也同研究者本人有关，因为郭沫若是一位具有卓越的文学天才和诗人的浪漫激情的史学家。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序中说：“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但关于历史的研究，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较用过一些苦功，秦以后的我就不敢夸口了。”“不过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在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在几篇短篇小说中，我处理过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在几部历史剧中，我处理过聂政与聂嫈、屈原、信陵君与如姬、高渐离等等。但有的创作流产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如象《万宝常》、《甲申三百年祭》都是。”[26]研究和创作，这是学术和文学艺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在郭沫若这里，它们固然有严格的区别，但却有密切的联系：研究是创作的准备，创作必以研究为基础。所谓文史分途而又不可截然分开，它们在这里获得了一个很高境界的对立统一。正因为如此，郭沫若的小说、剧本中的历史人物，总是富于一种凝重的历史感。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然而，只有当我们把郭沫若研究的历史人物和他在研究的基础上创作的历史人物做综合考察的时候，我们才能窥见这个渊博的史学大师在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方面具有何等广阔的天地，才能认识到他的才华横溢以及理性思考和历史激情之结合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