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国民经济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旅游业作为影响民生的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优质发展阶段，品质化和个性化成为发展重点，必然要求创新旅游发展动力，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
实施全域旅游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而产业融合则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
彼时的5·12汶川地震，对于羌族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而现在灾后重建后的羌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迈入了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关键时期，也迎来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的规模虽有所扩大，但却显现出增长缓慢、产业层次较低、发展后劲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旅游产业融合现象虽出现较早，但存在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深度不够、产品特色不鲜明、融合效应不显著等问题，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寻求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羌族起源于“古羌”，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影响深远的民族，在甲骨文中频繁被提及。《说文·羊部》有云：“羌，西戎牧羊人也。”
这里的羌即“古羌”，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一支族群，并不是某个单一的民族，而是泛指西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与今天的汉、藏、彝、纳西、普米等很多西南民族都有着非常密切的族源关系，被费孝通称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
“羌”的演变是华夏历史演进中漫长的文化变迁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写照。
早在夏朝，“古羌”就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大禹据说就出生在今天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
殷商时期，“古羌”已经活跃在北方地区，“羌方”就是商王朝的方国之一，大致在今天甘肃、陕西西部、山西西南和河南西北一带。自秦汉以来，“古羌”一直居住在今西北一带过着游牧生活。
由于政治、气候等因素，“古羌”不断大规模的南迁和西进，一部分逐渐融入汉族和藏族，还有一部分则定居于岷江和涪江流域，务农为生并兼事畜牧，率先进入农耕时代，从此生息繁衍形成今天的羌族。
1953年，在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羌族被首批认定为我国少数民族。 羌族自称“尔玛”，意为本地人，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等地，还有少量散居于陕西省宁强县和略阳县、贵州铜仁等地。羌族多居住于高山或半山腰上的村寨，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 2008年5•12汶川地震之后，大部分羌寨迁到河谷地带。羌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羌族总人口数为31万余人。 羌族很早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经济，现今主要的生计方式是农牧业。 羌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邻近汉族地区的羌族一般通行汉语。羌族信奉自然崇拜，特别是白石和羊头，邻近藏区的羌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 羌族人民能歌善舞，作为乐器的羌笛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索桥、碉楼、山寨都是独特的羌族建筑艺术。 对于羌族来说——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8级特大地震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汶川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汶川、茂县和北川等羌族聚居区。 地震对羌族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破坏，羌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口较少民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关注。 历经几年的灾后重建，如今的羌族地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了重生。 古羌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高山草原，很早就成功驯养了羊、牛、马，可以说这是远古羌人做出的重大成就。古羌人的一部分很早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华夏文明的农业始祖——“神农氏”就是姜姓的古羌人。 羌族还较早培育出了谷类和麦种。农业也是现今的羌族地区最主要的产业，农业人口占羌族总人口的90%以上，畜牧业和副业所占比例较小。 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农业，工业经济比重增加。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羌族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特别是旅游业、金融业等服务行业的兴起，第三产业比重有所提升。20世纪末，羌区四县的国内生产总值近2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四川省的三个民族自治州，基本实现了小康发展的目标。 虽然在5•12汶川地震中损失惨重，但在国家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多方援助下，羌族地区的经济已经恢复了生机，并呈现出快速的增长势头。 随着灾后重建、城乡统筹、扶贫攻坚等工作的推进，羌族地区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居民的收入水平稳步提高。 羌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以桃坪羌寨为代表的村寨旅游，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初具规模。 灾后重建时期，羌区四县的基础设施和土地整合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完善，尤其是汶川、茂县和北川作为极重灾区，产业振兴规划以发展旅游业为先导，旅游经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援下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但根据近些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是游客量还是旅游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显示出羌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旅游发展的配套设施在地震后虽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整体水平还是不能匹配当前以及今后的旅游需求，要适应新形势和新需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旅游设施的数量和质量。 羌族地区的旅游业还基本停留在浅层次的观光阶段，旅游产品的开发浅表化，产品形式较为雷同，旅游业态单一，缺乏专业的规划策划和运营管理，市场发育和产业运行尚处于较低水平。 包括最具优势的羌族文化资源，尚未充分融入到旅游产品之中，缺乏旅游者最向往的参与性、体验式、娱乐性的旅游项目，缺乏旅游精品牵引和带动客源市场。 相比经济发展地区，羌族地区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偏低，规模较小，尚未形成产业集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邻近的成都平原农家乐和高原藏家乐相比，旅游形象欠鲜明和旅游特色欠突出，在成渝旅游客源市场中缺乏核心竞争力。 从羌区四县十年来的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来看，地震前四县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在地震以后呈现出区域差异较大、不平衡发展的局面，近几年这种差距越发明显。 汶川的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在地震前处于四县中游，但地震后游客量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县。汶川和北川两县的旅游增速最为突出，北川近两年的旅游收入已经领先其他三县，年均增长率达到35%。 相比较于汶川和北川，理县和茂县在震后的发展是不尽人意的。 而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尤其是地理区位的不便和自然环境的多变，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交通的通达性。 羌族地区大多地处高山峡谷之间，交通条件欠佳，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极易受到地质灾害的影响，特别是每年夏季易发的泥石流，以及频发、突发的地震。 值得一提的是，汶川地震带给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人对风水命理的重视和向生讳死、趋利避害的心理，将会对游客决策产生消极影响，尤其是对于北川老县城这一类的地震遗址纪念地。 除了政府方面的大力支持，企业也应该及时配合市场需求，跨界整合资源，以自己的商业发展带动地区发展； 包括村委会方面，也不能置身事外，引导居民参与羌寨村民是旅游产业融合的参与主体之一，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他们可能并不能理解旅游产业融合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但有着勤劳致富的一致目标。 村委会应该在政府的引导支持下，加强对村民的宣传教育和技能培训，强调村民主人翁意识，促使村民转变观念，积极主动、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域旅游与产业融合的项目规划、建设和新业态的开发中，充分发挥村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和整体素质。 其实每一个羌族人民都应该尽快转变传统观念，树立主人意识，积极参与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